悠悠岁月，鉴古而知今；冉冉长空，温故以知新。作为新时代的司法工作者，最为关心的莫过于重构新的中华法系这一振奋之呼吁。而《史记》这一“百科全书式”的文献中，通过对先秦尤其是秦至汉初的大量史实记载中，包含着中华法系丰富的“标本资源”，使得我们得以追寻当今中国司法执法的“遗传因子”。

    历经漫长的春秋岁月、战国烽烟，大秦帝国在这片土地上首次实现了“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建定法度，显著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的进程中，用李斯之议，焚百家之言，以吏为师，以刑杀为威。使民受之于水火，天下不敢言而敢怒。终落得个“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王朝悲剧。汉初统治者在总结先代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对律、令、科、比进行修正。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自高祖历文景，明德慎罚逐渐成为初汉盛世司法之趋势。至武帝时，独尊儒术，孔孟德治思想完美地与法治相融合，构成中华法系独特的基因序列。

    法之信于民。汉承秦制，而对秦汉法治具有开篇意义的莫过于商鞅变法。《商君列传》记载，“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明不欺”。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不仅着眼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完善，更注重法令的广布与实效。无信而不立，人若此，国亦若此。故取信于民成为中华法治文化的先决意识，自此事始。

    法之教于民。《孝文本纪》载，“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不可否认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之目的以推法于教，但注重德法相一、使民知之的思想传承以与现当代法治思想相和合。

    法之平于民。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第一条便规定，“在权利方面，人民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虽然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尚未形成该理性法律认知，但也注重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汉孝文帝出行中经过渭桥，一人惊动舆马，帝属之廷尉。廷尉对该人处以罚金。帝怒，张释之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作为统治者或司法执法人员，尤其是在社会等级上居上位者，更应当“以上率下”、在执法之前先在守法方面起到表率作用。一旦居上位者违法，对其惩处亦不应低于居下位者。

    法之度于民。人性化执法，早在西汉便见诸与实践。面对缇萦的救父上书，汉孝文帝下诏言，“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自西周敬德保民始至“民为贵重，社稷次之”，中华法系始终贯彰显着民本观念。从民中的个体角度进行考量，亦是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最早认知。

    法之依于民。古法之行，以民众为依托。民信之尊之，则行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到，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性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他反对法家思想的不尽“人情”和脱离群众，而推崇“守法不失大理”，法治应以人民为依托。

    法之惠于民。司马迁通过对商鞅、李斯、张释之及汉初的诸多循吏、酷吏的事迹记载，在综述秦汉历史的同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以案说法”，全篇始终贯彻人本思想，法治的目的不单单是为维护阶级统治，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实现“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理想社会状态，实现法治的普惠于民。

    往者可谏，来着可追。《史记》将业已远去的强秦盛汉以华辞美言而呈现在世人面前，也使得后人有机会领略先人的法治智慧与祖国久远的法治思想精髓。《史记》，便是我国法治文明的自信凭证、便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前进基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征程中，这份遗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值得我们慢慢揣度、值得我们源源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