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需要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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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30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思想部落
在这个急剧变化因而也更需要立足之根本的现时代,我们应当谨防的是关于传统之“虚构后否弃”的无知的拒斥态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关于传统之“批判后重建”的“有知”的借鉴态度
□周赟
自“五四”以来,我们的社会在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或者说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微妙同时也甚不合理的态度。这种不合理的态度,对于那些对国内关于文化史、思想史之作品关注比较多的人来讲可能会有更为明显的感觉:即,我们好像总是倾向于否弃我们自己的传统,而相对应的则总是倾向于肯定西方的传统。用笔者的概括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总是采取一种“虚构后否弃”的态度；而对于西方传统则采取一种“批判后重建”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国外学者、西方世界一般总是采取“批判后重建”之态度对待自己的传统。
那么,何谓“虚构后否弃”以及何谓“批判后重建”?在这里,前者的基本含义是:在对传统、并且往往是中学传统不甚了解时仅仅依据一些某种程度上的虚构就对之作出一种“扣帽子”式的负面定性,并进而对传统进行贬斥、否定；相对应地,“批判后重建”则指的是在对待西学传统时,我们总是能够首先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肯认,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甄别、评断和借鉴(是为“批判”),并进而进行创造性重构。举例说来,在对待文化传统方面:当现今的社会出现严重的诚信危机等问题时,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它们归因于传统并进而对传统进行否弃——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传统也许恰恰最不缺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观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传统的某种程度的虚构,我们就不会将现今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归咎于传统并进而对传统进行批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虚构后否弃”的态度。
相对应的,对当今西方社会的平等、自由和人权等进步观念,我们却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它们源自西方传统——并且俨然是在西方古典传统中就已然成型的东西。然而,西方传统社会中的贵族身份制度、封建采邑制度、政教合一体制等传统的制度性事实却清楚地表明,这些进步观念在西方传统中如果说有,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影子或说雏形、并且是一些杂生于诸多不合理观念之中的雏形观念——也就是说,他们不过是近现代人对传统进行甄别、借鉴和重构的结果,也即“批判后重建”之结果。
在对待学术传统方面,这种反差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同样举例来说,尽管在柏拉图那里公开主张人可以分为三六九等、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明目张胆地宣称“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因此奴隶制是合理的”、尽管康德在同性恋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不宽容,但我们却总是习惯于称他们为当代法治理论(强调人人平等)或自由理论(强调在私人领域的自主)的奠基性学者——考虑到他们如上的主张,我们不采取“批判后重构”的态度,怎么可能从柏拉图氏、亚里士多德氏或康德氏的理论中得出上述决然的结论?
而相对应的,尽管孟子极倡“民贵君轻”或“暴君放伐”论、尽管韩非子明确主张“法不阿贵”或“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或“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工,不自度也”(这最后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优于人治的论述何其相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孟子宣扬君主专制(因为他宣扬的毕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为民当家作主”)、认定韩非子赞成贵族等级制、认定朱子主张为“存天理”而“灭人性”(此处实际上当然是“人欲”,但却总是被想象为“灭人性”,据说是因为朱子是典型的“封建卫道士”)并进而对之作出批判。
试想,对孟子、朱子所作的批判,不经过我们的某种虚构,哪能这么“理直气壮”?或者说,若我们能够像对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康德那样采取一种“批判后重建”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这些先哲,那么,也许我们现在就不会存在各种关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可能会湮灭或割断我们传统的担心了。
“批判后重建”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传承态度,甚至也是笔者所认为的唯一之理性的文化传承态度。正如前述,正是因为西方学者没有因为亚里士多德、康德等老祖宗的理论中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就一棍子将其打死,正是因为西方世界能够从“万恶的”中世纪教会实践中汲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之观念并进而重构或置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正是因为西方社会甚至能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重构出一套现代化的文官制度(我们却仅仅从中看到所谓的“官本位”的“传统糟粕”!)我们才看到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集合体和文化聚合体。
可以说,这种关于传统的“批判后重建”之态度其实也正是西方文明近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秘诀所在。另外需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对传统进行“批判后”的某种重构,也就是说,笔者并不主张以那种阿Q式的“我们先前也富过”之态度拜服于传统面前并进而拒斥转型或决然排斥外来因子——本文强调的仅仅是,要善待传统；或至少,要像对待西方传统那样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
很显然,在这个急剧变化因而也更需要立足之根本的现时代,我们应当谨防的是关于传统之“虚构后否弃”的无知的拒斥态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关于传统之“批判后重建”的“有知”的借鉴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