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少坤被广州人亲切地唤作区伯。他的出名,与他的两部手机密不可分:一部用来随手抓拍被私用的公车,然后把照片“晒”上微博；另一部照得更清晰些,兼回复网友留言。6年来,共有100余部私用公车被他“解救”。在新浪微博,他的认证是“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3万粉丝,胜过很多年轻人(《中国青年报》6月29日报道)。

　　区伯被媒体称为“坚强公民”,这样的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他也受到不少质疑:有人说他“有钱有闲”,有人质疑他“作秀”,甚至有人质疑吃低保的他是以“敲诈司机”为生。尽管被骂后区伯仍然立誓会继续监督下去,但他显然曾经有过彷徨,比如曾经试图把自己的微博删除,幸亏有许多网民的支持,和一些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他才能坚持下去。

　　并不是说,对于区伯的所作所为,人们完全不可以质疑,毕竟,监督别人者自己也应受到监督。但有些质疑显然超出了正常的逻辑,实质上是暴露出了一种扭曲的“道德洁癖”,而这种扭曲的“道德洁癖”盛行又折射了某种社会价值导向机制的倒挂。在这些质疑者眼里,似乎区伯要继续做“坚强公民”,就只能一文不取,继续过贫苦生活,否则就反而是“不道德”的了。

　　实际上,就算区伯在长期坚持监督公车的同时,谋取了某些个人的名誉或者利益,只要没有踩踏法规道德的底线,那又有何不可呢?监督公车是公共利益所在,监督者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名利是个人利益所在,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把道德价值和现实利益统一起来,这不是更好吗?

　　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社会,原本就应该如此。公民即使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客观上坚持监督权力、维护了公共利益,这同样是可取的,甚至也是现代社会本身就应有的价值导向机制。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不会出现价值分裂、导向倒挂:人们要监督权力部门维护公共利益,就必须彻底牺牲个人利益做道德清教徒的祭品；反之,那些不愿意履行监督公车的公民职责、漠视甚至刻意践踏公共利益所在的人,反而可以大大咧咧地谋求个人利益。如果是这样,讲求公德、愿意坚持捍卫公共利益的人,只会始终是稀少的“典型”和“模范”,而不可能成为大众的自觉选择,更多的人必定会“说一套做一套”,导致潜规则大行其道,良善治理的社会就不可能形成。

　　这种社会价值导向机制倒挂的现象由来已久。中国人自古就有“义利之辩”、“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说法,但事实上,这种道德说教从来没有让社会的道德更加昌明,反而更加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空洞化、行为庸俗化,真正能够处处“舍生取义”、“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人是少数,而更多的人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藐视和戏谑道德。说白了,这就是在“家天下”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导向维护的是统治阶级,却又要用道德说教来骗取大众对这种导向的认同,这必然带来人格的分裂和价值的倒挂。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社会,“利和义”本身就应该是统一的,“鱼和熊掌”本身就应该是可以兼得的。换言之,维护公共利益的人本身就应该能得到更多的个人利益,而漠视乃至践踏公共利益的人才应该“过苦日子”,这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做区伯,而当人人都是区伯,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社会才能不断进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