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一部大胆而奇特的诗集《恶之花》，一出版就引起激烈的争议。尽管著名作家雨果赞扬它如“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官方舆论却对它大加挞伐，直至提出公诉。这场风波大大提高了作者———诗人波德莱尔的知名度，法国诗歌因波德莱尔的出现而成为一个欧洲事件，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就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

　　波德莱尔的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正如他给特鲁巴的信中所言：“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巴黎的忧郁》既是《恶之花》的姐妹篇，同样来自诗人穿行巴黎所得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深思，但又不仅仅是《恶之花》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意境、寓意、细节等方面都有所深化，特别是克服了诗歌不擅长细节描写的缺欠，强化了作品的讥讽功能。尽管贝尔特朗，还有发表过《半人半马怪物》和《酒神女祭司》的莫里斯·德·盖兰，在他之前就已经写作过散文诗，但此二人都处于尝试、草创阶段，并没有多少影响。直到波德莱尔的作品横空出世，“把散文诗从贝尔特朗和盖兰工作过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众诗人纷纷仿效，散文诗才定型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称波德莱尔为散文诗的先驱，一点儿也不过分。

　　《巴黎的忧郁》共收散文诗50篇，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在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精神压抑、身患疾病的时期。然而，任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他的意志，更扼制不住他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创造性想象的能力。波德莱尔深知，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痛苦只能在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之后才得以净化，所以他的写作并未停止，反而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呈现。遗憾的是，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散文诗集，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而是在他辞世后的1869年出版。《巴黎的忧郁》有以下三点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第一，规范了散文诗的大致格式。除了前文中的“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描绘一种现代的，更抽象的生活。”在《巴黎的忧郁》的献词中，波德莱尔还这样写道：

　　在这雄心勃勃的日子里，我们谁没有梦想过创造那种诗的散文的奇迹呢？它没有节律和韵脚，非常柔和，相当灵活，对比性强，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

　　就是这三段话，规范了散文诗的大致的格式，奠定了这一新文体的最初的形态，创造了兼而有之的“诗的散文的奇迹”。

　　第二，提供了一种既整合又独立的结构。

　　与《恶之花》一样，《巴黎的忧郁》全书贯注一种主题脉络，这种脉络使其成为一种集中的有机体，甚至是一个体系，但它又机动、灵活，每篇都可以独立。这使人想到蛇，更确切地说是超现实的蛇：“这里所有的篇章都同时是首，也是尾，而且每篇都互为首尾。”诗人在献词中，接着说，“去掉一节‘椎骨’吧！您将发现这支幻想曲的两端会毫不费劲地联接起来，把它砍成无数小段吧！您也会发现它们每段都可以独立存在，自成一体。”通读全书，谁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真是一个天才的架构！

　　第三，留下了不少新鲜的艺术经验。直截了当地刻画丑陋，将其作为“美”的对立面，作为上升至理想状态的突破口，“从丑陋中唤醒了一种新的魔力”。如：《美丽的多罗泰》写多罗泰走在麻木、昏睡的人群中，“像太阳一样强壮和骄傲”，因为这强烈的反差，“美”从丑陋中被挖掘出来，显得罕有而珍贵。

　　关注底层，探讨国民性，解剖人的灵魂。如：《讨好者》写一位油头粉面的男子脱帽向驴子鞠躬，作者十分气愤，“我觉得他集中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

　　多种手法的运用，多种样式的探索。手法有通感，如《头发中的世界》，把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感觉连通；象征，如《已经》中的“海”，既是现实的海，又是人生的象征、生活的象征。样式上，尽管波德莱尔已对“散文诗”这种诗与散文的结合体作了规范，但他仍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如《诱惑，或者色、财以及荣誉》偏重于议论，《计划》偏重于叙事，《暮色》偏重于抒情，《仙女的礼物》像童话，《狗和香水瓶》似寓言，《陶醉吧》从内容到分行排列都是诗……这说明波德莱尔终其一生都在为散文诗的完美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