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个人魅力和实用主义来破坏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此乃法治的大忌和大敌！也许古代人开了不好的头，如今有国家也为某个人

　　作者：史彤彪

　　“为一个人修改法律，真有这事？”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次！

　　不过，要说起来话有点儿长，得从古希腊那儿开始。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要想修改法律，不像今天这样稀松平常。古希腊人太死心眼了，偏好于法律的稳定性。有个最极端的例子，最早制定成文法的洛克里斯人，规定任何提议修改法律的人必须在提议之时把绳子套在脖子上，一旦其提议被否决，这绳子就要收紧。到了雅典人那里，虽说没有性命之忧了，但对于制定新的法律态度仍十分慎重，一是程序复杂得很，二是存在令人敬畏的障碍——提案人要承担倡议违宪立法的法律责任，也就是在新法通过之后的1年时间内，法案提出者可能受到“违宪创议”的指控，会遭到严厉制裁，甚至丧失公民权。

　　正因为有这样风险，当时很有人气的梭伦为改变一条法律，愣是被逼得装疯卖傻了一回。原来，雅典人对与麦伽拉人为争夺萨拉米而进行的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就制定了一条法律，任何人不许在将来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提议本邦去争夺这个地方，违者处死。许多青年人憋着一口气，但又害怕惩罚而不敢折腾。梭伦也不能忍受。一天，“梭伦好像疯了”的消息由他家向全城传出，他还自编了一些挽歌咏诵，然后头上戴着一顶帽子突然出现在市场上。许多人围在那里，只见梭伦跳上传令石，摇头晃脑、悲悲切切地背诵开了……朋友们发出阵阵赞扬声，鼓动公民们要听从梭伦的话。于是人们就把那条法律废除了，重新开战，梭伦还被推举为指挥官。有意思吧？

　　只可惜呀，后来的世道变了，修改法律的严厉性放松了，新的法律便涌现出来。就是在如此的大背景下，发生了为一个人改法律的创举。

　　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让法律为他而变呢？此人名望大了去了，这就是领袖级人物伯利克里(约公元前490—429年)。

　　“希腊鼎盛时期正是伯利克里时代”(马克思语)。他身为雅典国家的首脑和统帅，锐意改革进取，许多充分民主化的制度措施是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而且社会管理搞得挺棒，人民老念他的好，比如财产少的公民可以拿着国家津贴去剧院看戏，最富有的公民承担高级税，还有一整套公共建筑物的建设规划(帕提农神庙、卫城山门、音乐堂)也让国人感到特提气。然而，人也有走背字的时候，就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敌军入侵和被困的雅典瘟疫盛行，伯利克里的地位发生了动摇。结果，公元前430那年他未如愿当选统帅，有人趁机指控他滥用款项，他被法庭罚了不少钱。悲惨的事儿还有呢，在一场大瘟疫中，伯利克里失去了许多亲人。

　　面对巨大天灾留下的烂摊子，雅典人开始怀念起胆大能干的伯利克里来。几个朋友去劝他再度出山，他正伤心痛苦、心灰意懒地在家躺着呢。人民觉得委屈了老人家，连连道歉。公元前429年，他又成了统帅。

　　伯利克里心里好受点儿了，可照样踏实不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他原来执政时制定的一条法律(公元前451年)，里面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后代才算是雅典人，获得雅典公民权。那会儿的伯利克里不用发愁，他有几个嫡出的儿子。而眼下他儿子都因瘟疫死了，还活着的私生子法律又不认，这就等于他没有继承者了。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废除关于非婚生子女无继承资格的法律，承认他的私生子是雅典公民。可明明这是以前他提议颁布的法律，现在又要由他来废除，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

　　伯利克里当然知道其中的尴尬，可又没别的法子，只好趁势拿这个法律难题将了雅典人一军！开始人们也犹豫了，哪能随便开法律的玩笑不是？可又一想，他也遭报应了，亲人遇难很像对其高傲自大的惩罚，再说不让老伯家香火灭了也是人之常情嘛，雅典人就这样动了恻隐之心。接下来就简单了，他们同意让他的私生子入籍，还叫他的名字。没过多久，伯利克里死于鼠疫。

　　282年后，第二次因一个人改法律的事儿在古罗马发生了，这回是为了西庇阿(约前185—129年)。史书上说，他于公元前147年当上了执政官。其实，这里头对法律做了手脚。因为根据《维利亚任职年龄法》的规定，只有满43岁的人才能做执政官，而那年他才38岁(另一说法大约35岁)。为了确保执政官只能是西庇阿，罗马人专门修改了法律，皆因他善打硬仗能打胜仗，祖国急等着人家率兵去对抗罗马人的死敌汉尼拔。而在第二年，43岁的执政官法定年龄又重新生效。

　　古代人因人修法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做法绝不赞同也不能原谅！凭着个人魅力和实用主义来破坏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此乃法治的大忌和大敌！也许是古代人开了个不好的头，如今有国家也为某个人上台或连任而修改宪法。看来，现代人并没有走出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