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他的人，一定以为他只是在弯腰扫地、捡东西。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本来就是这条街上的清洁工。

    他拉着一辆四面围了木板的板车，里面装了半车垃圾——要不是这条街道窄小，装垃圾的大卡车进不来，这样接近原始的大板车早就被取缔了。

    车头吊个大环保袋子，里面装了空可乐瓶、铁丝，偶尔也有旧衣裳等可回收垃圾——显然是他工作之余的副产品。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收工之后拎着这些东西去废品回收站后的那份真实的欣喜。

    因为驼背，他瘦弱不堪的上半身弯成了接近九十度。几乎和地面平行。就像一株成熟了的深褐色麦子，被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就像一把我们小学上数学课时必须携带的三角尺，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三角尺的两条线，另一条线，则由他手中的笤帚构成。

    每次出门，如果正好遇见他和他的板车的话，我就会把脚步放慢，随着他走。

    板车用了很多年了，原先的木质纹理已无从辨别，并且发出一股含义复杂的味道。相比瘦小的身躯，那板车是太巨大了些。

    他每天的流程是先在这街面上走一趟，把各家的袋装垃圾收一遍，然后回过头来再彻底打扫一遍街面。盛夏的日子他要在街上洒洒水。冬天扫雪、除冰更是十分艰难的活儿。

    收垃圾的时候，他摇一把铜铃。我总觉得这是他自创的一项发明。因为以他低垂的身躯，很难像其他中气十足的人一样吆喝“倒垃圾啦——”，他只有借助铃声。这倒使这份疲累的职业增加了一点自得其乐的悠然。每当他摇动起铃铛，灰暗、逼仄的街面就发出一小串音节简单然而轻灵的音乐，并不时地闪过一缕缕难得的金属光泽。

    要是没有他，有时，我很难想象这条街会变成什么样。

    除了食物垃圾，还有手工皮鞋店裁剪下来的碎皮子。孩子们总是把破烂的风筝撕得粉碎，花纸撒得满街都是。最难扫的当然是瓜子壳——偏偏这条街上的女人又那么热爱瓜子，有事没事永远抓一把在手上，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瓜子壳吐到哪一个塑料袋里……

    在这条街上做清洁工，实在是考验人的修养和韧性。因为很容易就想骂人，很容易就想逃工——一天不扫，其实也没有人发现吧。

    但是他永远准时在早晨九点和下午四点出现。我从没有看他缺席过。

    他的清扫是有职业感的。他一下一下按着笤帚，把垃圾与灰尘压在下面，省得呛人。而那些掉到水沟或陷进路面的碎屑，他也总是一下一下扯出来，绝不会像我在别的地方有次看见的那样——一个扫地人为了省事，竟把成堆的垃圾往下水道里扫。

    有时我出差回来，是深夜。店面都关了门，板凳、自行车，以及占地经营的那些小摊位都收起来了。道路发着清冷洁净的光芒，远处连一只猫儿窜过，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道路真正像一条道路了。

    我知道，这是他的“作品”。

    劳动的辛苦与疲累之外，他也有他特别的成就与乐趣。

    有一天，我看见他的身旁多了两个人。一个特别胖的女人，一个特别瘦的小女孩。

    胖女人过不了一会儿就去拍打一下小女孩的头，然后迅速地缩回手，装出一副这一切与她无关的样子——她以这种轻轻的撩拨与轻微的疯癫，表示对小女孩的喜爱。小女孩八九岁吧，她不耐烦地甩着小脑袋，并回身顽皮地翻着小白眼，表示对胖女人的不满。

    只见他训斥了胖女人一句什么，女人就住了手，乖乖地跟在后面走。他又轻轻地教育了小女孩几句，女孩便回身牵起胖女人的手。

    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妻子是一个有点智障的女人，女儿和所有人家的女儿一样，被娇宠着。

    夏天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这一家三口头上——安静得像一幅初看有一点怪异、然而看久了便感觉和谐的画面。

    我搬到这条街上已经五年了。在我看来，这条路和这个城市所有的平民街道并没有什么不同：拥塞，喧嚣，生存的欲望与居民们发自天然的热心肠全都纠缠在一处，有着烟火人间的种种特质。

    但是因为他，我觉得这条街，是特别的。

    我总是会想起这个我内心一直隐秘地尊崇着的无名的人，想起他始终弯着的腰，想起他的巨型旧板车，缓慢地、沉重地，永远坚持地，在这街面上来来回回。道路一次次肮脏，又一次次被他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