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责任制度是合同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它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不仅可以促使合同当事人双方自觉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起到避免和减少违约行为发生的预防性作用，而且在发生违约时，通过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使违约方受到相应的制裁，从而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我国合同法体现了对违约责任制度的重视，不仅在总则中设专章对违约责任作了一般性规定，而且在总则的其他章节和分则中对违约责任制度的相关问题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综观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制度，我认为具体有以下主要特点：在吸收了过去合同法行之有效的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对合同中出现的不可抗力免责、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等方面都尽量吸取以往立法的成功经验，体现了我国违约责任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发展性；在体现违约责任补偿性的同时，强调实际履行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

    （一）违约责任的补偿性和强调实际履行

    违约责任的补偿性，是指违约责任旨在补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作为或不作为债务，在债务人不履行的情况下，转变为赔偿损失的责任。由于赔偿损失成为违约责任的主要方式，因而违约责任的补偿性质体现得十分明显。违约责任的补偿性从根本上说是商品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内在要求。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补偿性较之过去三个合同法作出了更为全面和具体的规定，对债权人的保护更为充分。

    首先，《合同法》确定了完全补偿原则，如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112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113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这是我国合同法首次明确规定损失赔偿应包括可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另外，《合同法》第114 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

    其次，我国《合同法》对损失赔偿额进行了合理限制，如第113 条的可预见性规则：“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116 条违约金定金不并用规则：“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第119 条的减损规则：“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损失赔偿额的限制上，我国合同法尚缺乏损益相抵规则。所谓损益相抵，是指守约方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则而获得某种利益时，包括费用的避免和损失的避免，在其应得的损失赔偿额中，应扣除其所得的利益部分。损益相抵规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得到一体遵循，但都特别强调利益取得与违约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当然，违约责任的补偿性也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况下违约责任也体现出惩罚性，如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 违约金高于但不是过分高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高出的部分即具有惩罚性； 根据第115条的规定，当采取定金担保出现违约时，若违约并未造成损失或者造成的损失低于定金数额时，适用的定金即具有惩罚性。另外， 根据第113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我国合同法是通过第107、109、110 三个条款将继续履行作为重要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确定下来，规定经守约方要求，金钱债务应实际履行；非金钱债务除法律明确规定的除外情况外，也应实际履行。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现实经济生活需要的，它对于保障守约方实现其合同目的，严肃合同纪律，消除信用危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实际履行和违约责任的补偿性在我国合同法中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为债权人利益提供保障的。

    （二）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

    首先，合同法借鉴了英美法系中预期违约的先进规则。英美法中的预期违约制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明示毁约是指在合同依法成立之后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肯定地拒绝履行合同；默示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在被认为预期履行不能的情况下拒绝向债权人提供充分担保的一种违约行为。明示毁约制度是以前我国合同法律制度中缺失的一项制度，此次《合同法》在第94条和第108 条中对其作出了规定，填补了这项空白。其中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108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和英美法中默示毁约制度相对应的，是大陆法系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于定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该方当事人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或提供担保前，有权拒绝先给付义务。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具有以下缺陷：其一，依据原因上的限制。尽管法国法和德国法对不安抗辩的行使原因一采支付不能主义，一采概括主义，但都是以财产的减少为不安抗辩权发生的原因，而另一方难为对待给付的原因，却不限于财产的减少，经济状况不佳、商业信誉不好、债务人在准备履约过程中的行为或者债务人的实际状况都可能表明债务人将难以对待给付，这时债权人却不能行使抗辩权以保护自身的权益，显然是立法中的一大缺陷。其二，法律救济方法的不足。不安抗辩权的救济方法是有不安抗辩权的债权人可以中止自己的给付，一旦对方提供充分的担保，即应继续履行义务。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债权人可否解除合同？法律规定比较含糊，尽管有些学者主张应有解除权，但从法律条文来看是没有解除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更是没有规定。这样就极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及时了结争议，增加了双方的损失，导致了连环违约等情况的发生，使整个市场秩序受到不利影响。而默示毁约制度正可以克服不安抗辩权的以上弊端。《合同法》第68、69、97等条款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充分吸收借鉴了默示毁约的有关规定，不但大大放宽了对行使不安抗辩权的限制，而且赋予守约方解除合同、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权利。

    其次，在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方面，合同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一方当事人因对方违约而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规定。其一，补充了因明示毁约而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规定,其二，完善了因迟延履行而解除合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第26条将“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作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之一，这一规定使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发生延迟履行时就可解除合同，不利于对违约方权益的保护，有失公平。《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将其规定为：“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在被允许推迟履行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这一规定又过于严格，因为违约方可能仅仅履行了次要义务，而守约方就无法解除合同。因此《合同法》第94条将其规定为：“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再次，完善了违约责任的相对性制度。所谓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 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 《技术合同法》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技术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方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它因此受到的损失负责处理。”《合同法》在此基础上，将引起违约责任的上级机关扩大至一般的第三人，其第121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解决。”另外，《合同法》第64、65条也对违约责任的相对性做出了规定，使该项制度趋于完善。

    第四，确立了责任竞合制度。《合同法》第122 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做出规定。责任竞合现象是伴随着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独立就已经产生的现象，是法律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从各国立法和判例看，在处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方面，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即禁止竞合制度、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制度、有限制地选择诉讼制度。从《合同法》第122 条的规定来看，我国是采用了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权的制度。这种选择不仅是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果，而且是对世界上先进立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由受害人选择请求权，选择对其更有利而对加害人不利的方式提起诉讼和请求，既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愿，同时也可能加重不法行为人的责任，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