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乃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当时人称“非儒即墨”，虽然略显夸张，但也足见两派影响之广泛，但与儒学日后的昌盛千年不同，墨家在鼎盛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一书，长期无人整理，在流传过程中，鲁鱼亥豕，错讹层出，直至近代，西学渐入，国人才猛然发觉到《墨子》中的许多“超前”知识，如光学、力学、逻辑学等。而在这当中，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法律思想也在墨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墨子》中，单辟一章《法仪》，以阐明其法学观点，而仔细品味，其中与现代法治思想竟有着众多暗合之处，远超越于时代。

    法的渊源何在？也就是说，法从哪里来？这是任何系统法律观都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法仪》中，墨子以儒家为辩驳对象，对其尊崇的个体权威，进行了逐个点评。皆法其父母？皆法其学？皆法其君？概括而言，就是“君亲师”是否可作为法之来源？在一一剖析后，墨子给出了答案：“莫可以为治法”。而否定之理由，在墨子看，主要有两点：首先，以当时论，严格而言，天下的“君亲师”，“仁者寡”。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果每人都以自己的“君亲师”为法，则难以真正做到“兼而爱之，兼而利之”，而这才是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在这里，可以看出墨子在法律理念上对儒家思想的反思。在儒家观念中，纲常是维系社会的最重要规范，是“法”之基础，而君亲师不仅是“法”的服务对象，也是法律权威的来源，君主于臣民，父母于子女，师长于生徒，都是行为规范的制定者及督查者，对违逆者，他们甚至可以决定其生死。但是，在墨子眼里，法律效力的合理性只能来源于“仁”，而并非某一个体的社会地位，一旦“仁者寡”，则“君亲师”都不足以为法。那么，这个墨子汲汲而求的“仁”，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词同样在儒家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墨子所称的“仁”与之是否相同？

    由于早年曾师从儒家，所以墨子学说中的很多词汇借鉴自儒家，却又有所改造。结合后文所言，墨子在此处强调的“仁”，其主要内涵为“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在当时，受客观历史条件所限，人们还不可能产生民主、科学立法的思想，于是在此处，墨子给“仁”赋予了抽象的“天”的属性，在他看来，“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而“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通过对作为法之渊源的“天”的属性的强调，墨子对法律的两大特征进行了揭示。首先，在他看来，无论人、地，“皆天之邑也”、“皆天之臣也”，这就在某种意义上指出了，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应当具有平等而普遍的规范效力，而与现代法律观相通。其次，墨子认为法律之正当性根基于它能够促进人们“相爱相利”，这无疑大大超越于时代。例如，在当时最为推崇“法治”的法家来看，“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在此处，“法律之治”之所以被推崇，乃是因为它是治理臣下的有效手段，是维护霸业的工具，归根结底是立足于君主的根本利益。而在墨子的法律观中，立足点则回到了“相爱相利”的众人之利，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法治理念之内核相对接——以公众之权利为法之本位，而法律所加诸之义务，则源于权利保护之必要。两相对比，不得不说，在墨学“尊天”的古老“外壳”下，蕴含着极为现代化的法律思想。这也提示我们，在对儒、法等“显学”进行扬弃继承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余的“百家之流”，而在当下中国司法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通过对这些先贤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吸收，不仅能够为法治建设的前行提供一定的关照与借鉴，而且亦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牢固地树立文化自信，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向未来。